文/彭川
2020年7月的北京，天已经热起来，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在，但勤勉的人却一如既往。
走进阎云天所在律所，他正在办公室忙碌，一身笔挺的西装，显得非常干练、严谨。这位地道的北方汉子，高大魁梧，纵横律师界20余年，代理过诸如“科技日报社北京金卡尔广告公司诉凤凰卫视合同纠纷案”等众多企事业单位的法律纠纷案件，参与编写了包括《传媒侵权典型案例精析及风险防范》、《律师办理建设工程法律业务操作指引》、《建设工程案件律师代理词精选》、《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指南》等在内的多本法律专著，曾被授予“北京市律师行业奥运工作奉献奖”“北京市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公益律师”等荣誉称号……
作为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如今的阎云天，不仅是精英律师，用普世价值观来看，也已经是标准的成功人士。但，在多数人都会选择享受奋斗果实的年岁，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转身，开始把自己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将目光更多地锁定到老年群体的服务上。
初心所至反哺社会
1996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曾经阎云天更多的是为企业争取合法权益，先后担任了几十家企业的法律顾问。2005年，他代理科技日报社北京金卡尔广告公司诉凤凰卫视控股公司天气预报广告“一女二嫁”案件，金卡尔公司索赔直接经济损失1708万元及1800万元广告权益，成为当时国内广告纠纷索赔额最高的案例，在庭审中，阎云天引经据典据理力争，最后成功为原告争取到了赔偿费。
“代理大企业案件，非常有挑战性。但是站在法律服务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只服务了少部分人，并且很多时候会面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从业二十多年，经手了越来越多的案件后，阎云天经常思考，律师如何最大化地发挥社会价值。而后想法逐渐清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更多地为普通大众的利益考虑，这也是我加入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跟陈洪忠会长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初衷。”
现在，阎云天是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理事，分会秘书长，遗嘱见证部主任，专注于老龄法律细分领域遗嘱见证业务的规范化及推进。
遗嘱，作为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决定个人资产的自由继承，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同时也因为有明确的遗产分配方案而可以避免家庭纠纷。
“像北京的老人大部分人是“房产的富人、现金的穷人”，他们以前没有任何财产，因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分到了福利房，有的是用工龄买的，有的是自己出资，有的是子女出资购买，这个房子的所属权怎么定义?现在房屋飞速增值，家属来分房子怎么办?老人在世时，口头承诺房子的归属，但没有立遗嘱，现在从法律上来讲，子女有平等的继承权，可能这个房子你今天住着，明天就不是你的了。或者拿出巨额钱款支付本属于自己的房产等等”
这几年，阎云天遇到了不少类似的案件，房屋继承和房屋拆迁里涉及到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及资产的分配问题就非常普遍。
而前段时间听到的一个故事，更让他感慨万分。
一位女士因被前夫抛弃而离婚带着女儿独自生活，打拼多年，这位女士购买了数套房产登记在女儿名下，担心女儿年少有可能被他人鼓动而私下将房产卖掉损害女儿权益，自己便持有1%的产权共有，以便女儿不能擅自处分房产。谁料女儿结婚后夫妻感情并不太好，一次女儿因与其夫争吵后冲出家门，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因女儿没有留下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这位成功女士要与两个最恨的男人分割女儿手上原本是自己挣取的财产。
如果女儿立有遗嘱，将遗嘱中写明自己的财产全部归其母所有，这样就不会出现自己的母亲要与另外两个男人分割遗产的悲伤局面。
这些真实案例都表明，立遗嘱很重要，并且不分老幼。
在国内，办理遗嘱一般有3种途径。
第一种是自书遗嘱。很多老人会选择自行书写遗嘱，但大多数都对继承法等法规不熟悉，缺乏对遗嘱的形式等相关知识的了解，往往导致书写的遗嘱无效。
第二种是公证遗嘱。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中，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最高的，因此也有大量老人会选择前往公证处办理遗嘱业务。但是公证遗嘱要求高、排队时间长，并不能有效满足大部分老人的需求。
第三种是中华遗嘱库预约。中华遗嘱库作为公益项目，为高龄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等服务。这也是很多老人的选择之一，但与公证处相似，同样面临预约人数过多，排队时间过长，无法满足老人订立遗嘱需要的问题。
一方面是众多老年人及普通民众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当下现状无法满足遗嘱服务的矛盾。遗嘱见证业务收费低、风险大，看起来简单的工作，却涉及非常多法律细节，一个遗漏就会导致之后遗嘱执行的全面崩塌，纷争由此而起，让人叹惋。
“面对这种现状，律师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及丰富的办案经验，是最合适来做这件事情的人。”阎云天坚定地说道。
从零到一业界前锋
阎云天指出，律师见证业务其实就是常规法律业务。
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7年制定的《律师见证工作细则》第2条规定: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应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
律师见证的程序方便、灵活、快捷，且在见证过程中能提出法律意见，对尚未成熟的事件提供法律帮助。在引进外资项目中，一些地方的省市人民政 府规定外商投资项目的合同、章程应经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见证。
此外，律师做遗嘱见证业务也可以从现行法律条款中找到依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中明确表示，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我们把这个业务分为三大模块：遗嘱见证前期准备，主要是向当事人介绍中国继承法的规定以及听取当事人基本情况;形式审查，对遗嘱要处分的财产状况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接受委托，接受老人委托，签订委托见证合同，事务所收取律师费。”在理论结合实际的基础上，阎云天及团队梳理了非常清晰的执行步骤，可以作为标准化的范式为业界所用。
首先是确认见证环境及遗嘱人身份。订立遗嘱属于私密且敏感的事情，对执行环境有一定要求，阎云天称之为“密室见证”，在独立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和胁迫。同时需对遗嘱人进行人脸识别，与身份证核对，确认本人的身份信息以及身体状况，保证委托人精神状态正常且有行为能力。在这样条件下所立的遗嘱才能体现出本人的真实意愿。
其次，制作谈话笔录并起草遗嘱内容，了解立遗嘱人的相关信息，由作遗嘱人说明遗嘱内容，能够自书的，由遗嘱人按起草的遗嘱自书抄写;如不能够自书的，可由律师代书，另一位律师见证。
遗嘱写好后，对遗嘱内容进行确认，如内容无误，遗嘱人签字按手印，留存指纹，同时现场参与人与遗嘱人合影。整个过程中行录像，刻制光盘，保留影像资料，日后若是有纠纷，这些都是有力的呈堂证供。
这一系列流程，看起来水到渠成，背后却凝结了阎云天不断的总结研究和探讨优化后的成果。如何确立标准，如何把事情做的更细化，如何更方便操作，这一切都必须在具有法律效率前提下进行，“看似简单，其实做起来有很多注意事项，稍微不注意，可能就会导致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目前，这套流程进行了多次成功实践。
星火相聚共谱未来
自从担起了老龄法律研究推广的重任，阎云天就不曾松懈过。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本职工作上叠加公益，显然无法并行。“只能减少寻常的律师工作，一点一点调整，现在一大半精力都在老龄法律服务这些事情上，既然要做，就要认真做。”
放弃主营业务，不仅是时间精力的重新分配，更多的是意味着营收的下降。得失之间，阎云天心里有杆秤，“不能太看重物质，将近50知天命的年纪，很多事情已经看得很透彻，人生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想要做点事出来，肯定要付出很多，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会坚定的走下去。”
作为高碑店市政 协委员，阎云天提了关于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生活健康的提案，此外，他还是四川凉山州彝族自治州法援中心驻北京工作站的站长，热忱为在京凉山籍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2019年，阎云天被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及律协授予“优秀公益律师”，2020年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或许就是对阎云天在公益上付出的最大肯定与认可。
阎云天说，律师的一言一行要经得起法律和实践的检验，而这也是他一直要求自己的标准。为民服务上身体力行，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投入设备，投入资金，这种感染力及共同目标凝聚起来的向心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支老龄化法律服务团队，并肩作战的伙伴越来越多。除了专职的助手外，同样有很多志愿者加入。遗嘱见证服务的流程里，每个环节都少不了人员的支撑，有同律所的骨干律师，有学校相关专业的教授，老师以及学生，也有社会上有资质的热心市民。
有了助理，有了志愿者，有了律师，大家确定了同样的远大目标和理想，怀揣着赤忱的公益心，聚在一起，形成有效的运转体系，如同一棵大树，开始奋力生长，庇佑一方阴凉。
遗嘱见证是当下用户需要，市场需要，但却因为风险性，让很多想做的人望而却步。
“我们不怕风险。做事情肯定有风险，如果完全没有风险的事情，那也就失去了可做的价值。如果因为怕担风险，就举步不前，那必定一事无成。”在阎云天看来，抵御风险的最大动力，就是要打造和提升自己的资质水平及能力，在相关法规的范围内履职，从而寻求结果。
对目标的坚持，对业务的自信，对行动的步步为营，在阎云天带领下的这支遗嘱见证大军，正在大步向前。
“只要对社会有意义，对老人有意义，就努力去做，大胆的去做。有这么好的平台，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要怎么把这件事做好?孤掌难鸣，独木难支，一个人做不好这件事情，需要咱们共同努力，共谋发展，现在我们有了发展的积淀和起点，以后肯定会发展的更好。”对未来，阎云天充满信心，他和团队对期望能够更好的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保证老年人的权益，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
行动比口号更重要，即使疫情之下，前行的脚步也没有停过。
“受疫情影响，很多工作不太好展开，不过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编了本遗嘱见证的专业书籍，利用自身的理论修养和经验积累，向大众普及遗嘱见证的相关问题。包括遗嘱见证在中外的历史沿革及现状，遗嘱见证的规范操作流程，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些技能技巧。任何事情想要推进，都需要去标准化规范化，我们团队集众人之所长，在很多细节上都做了特别研究，旨在全面细致，能在律师界将这个业务推动下去。”
作为研究会计划的老年人权益保护系列丛书之一，这本书跟法制出版社合作，即将出版。
老龄法律服务标准越来越清晰，同路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现在先把遗嘱见证做好，下一步是遗产管理人、财富传承及个人遗嘱信托等，还有各种老年人法律服务。”谈及未来，阎云天的双眸中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