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德育课”变成“逼捐家法课” 教师如何不再好心办坏事

　　“爱心德育课”变成“逼捐家法课”

　　聚光灯下的教师，如何不再“好心办坏事”

　　曹珂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帝

　　“老师”和“捐款”，是最近舆论场中炙手可热的两个词。据媒体报道，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一所名为朝阳学校的民办小学，有一名学生家长不幸患重病，学校组织师生为这名家长捐款，这本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好事，也能给学生上一堂生动的德育课。但有学生家长爆料，说老师强迫学生捐款，不捐款的学生还被拍照发到了家长群。有几位家长随即在微信群里对老师的做法提出异议，反倒被老师教育了一番。

　　于是，一堂本是弘扬爱心的德育课，硬生生上成了逼捐的“家法课”。“逼捐”与“师德差”的标签，又让个案变成了微博热搜。

　　像这样“善之花”结出“恶之果”的新闻并不鲜见，而类似事件一再发生，实际上给所有教育者敲响了警钟：做好事，除了要有好的初衷，还应保证实施方式“不跑偏”、事后应对“不跑题”，才能不被网民质疑。具体到此事件中，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向上的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事前的对话方向，应该是“平视”，而不是“俯视”。

　　教师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对家长并无命令、吩咐、指示的职能。而家长群却有着“潜规则”，即老师说什么都对。出现这样的现象，既有家长望子成龙的期冀，又有唯恐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行”使孩子被区别对待的担心。

　　对老师尊重的大前提，是对文化与平等的尊重。显然，少数老师并没有搞清楚这种内在关系，于是本该平等交流的家长群就变成了老师的“下属群”，乃至另一层面的“学生群”，不少家长因为种种顾忌只得忍耐。但随着一张几个孩子因为没有捐款就被迫站在讲台上“示众”的照片，长久以来家长们被压抑的情绪，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随之形成了汹涌的舆情。

　　其次，事发时的思维方向，应为“顺势”，而不“逆行”。

　　同样是募捐，一张是“冰花男孩”照片触动怜悯，另一张是孩子因为没捐款在讲台上“示众”，这其中的差距，就是“顺势”与“逆行”的最大距离。把未捐钱的学生“拉出来示众”，这样的心态与当年给成绩不好的学生戴绿领巾、贴小黑花如出一辙，可以说是同一种思维方式下的产物，而这类思维方式，是公众最不希望看到的“言传身教”。

　　第三，事后应对的道歉方向，应该“唯实”，而不“唯上”。

　　笔者注意到，新闻中提到的道歉有两处，按照先后顺序，先是“朝阳学校所在的教育集团负责人表示，当事老师在事发第二天就向校长作了检讨，校长也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随后才是“这位老师已在微信群里向家长们赔礼道歉，并得到了家长的原谅”。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道歉的次序问题。如果新闻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报道的话，那么老师首先向校长检讨，然后在校长的批评教育下，再向家长赔礼道歉。至于那些最该被道歉的孩子们，新闻中反倒完全没有提及。这样的次序给公众传达的信息是“领导第一，学生最末”;二是道歉的主体问题。老师固然有错，然而作为捐款发起者的校方，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能把目前这种“你错了你道歉你背锅”转为“我们错了我们道歉我们一起承担”，是不是更能迎来舆论的认同?

　　全民麦克风时代，类似于教师这种接触人群较多的职业，自然会拥有比其他职业更多的曝光机会，所以要有教学行为即公众行为的自觉;而教师这一职业，客观上要求品德“为人师表”，公众难免对一些传统教育行为“吹毛求疵”，更别提那些有违道德底线的事了。

　　在聚光灯下工作，需要有充分的自觉，有一定的公共行为处理知识。“爱心德育课”变成“逼捐家法课”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少教师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才使得这件事引发公众激烈讨论。在这样的转换之间，“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破解教师行业负面舆情频发的难题，首先需要教师自己有意识，多掌握一些“聚光灯下行为知识”，才能“扶正”教师群体的舆论形象，少一些“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