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俊律师：能以专业报国是件很幸福的事

　　文/彭川

　　4月，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Legalband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俊再次入选国际贸易/世贸领域第一梯队。而在年初，他刚刚第六度被另一国际权威机构钱伯斯列入“第一等级重点推荐律师”。

　　在业内，彭俊是与中国“入世”一同成长起来的首批律师之一。1999年至今的21年时间里，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坚守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深耕，在美国对中国钢铁行业的“海关337调查案”、美国在WTO诉中国农业补贴案等广受关注的国际贸易纠纷案件中，都能看到他和他的团队活跃的身影。资料显示，他和团队截至目前已先后代理了数十起涉案金额10亿美元以上的案件。“相比这些，能亲眼见证国际舞台上中国律师的成长、见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具备全球视野、开阔格局，更让人欣喜和兴奋。”彭俊说。

　　入行之初，毕业于外交学院的彭俊就希望将来可以有机会携专业报国，如今“千帆历尽”，他依旧坚守着这颗初心，不曾改变。

　　首位中国籍WTO庭辩律师

　　彭俊是国内少数精通WTO法律的律师之一，已代表中国政 府参与了十多起WTO争端解决案件，并曾作为第一位中国律师在WTO争端解决听证会代表中国政 府出庭辩论。

　　不过，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我参加了三次上诉庭，2005年作为不说话的第三方，2010年作为不说话的当事方，2015年才作为说话的当事方。10年才有了机会说话。”5年前，首次在世界贸易组织总部日内瓦出席WTO案件上诉庭的直接抗辩后，彭俊曾发出如是感慨。

　　十年，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开始由“幕后”走到“台前”，走向舞台的中央，彭俊的经历，也是中国律师这一群体在国际贸易/WTO法律事务领域那十年间话语权逐渐增强、角色缓慢变化的一个缩影。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当时，我们中国尚未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法律团队，面临巨大的在WTO框架下解决贸易纠纷的人才缺口。”彭俊说。

　　“入世”之初，中国商务部便采取积极措施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官员团队和律师团队，“一些此前从事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法律服务的律师被召集到了一起。”彭俊说。他本人便是其中之一。

　　彭俊回忆，中国商务部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打造人才储备团队，并成功借用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一个很有特色的“第三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这类案件中，中国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但案件适用的规则解释和结果，关系到WTO成员国的利益，中国作为WTO成员国可以“第三方”身份派团队参与其中。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经贸利益，也有助于团队加深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理解，学会并灵活运用诉讼技巧。

　　2004年，彭俊首次接触WTO的第三方案件；2007年，在“美国诉中国出版物案”中第一次接触当事方的案子，直到数年后才有机会直接出庭辩论。

　　彭俊介绍，应对WTO案件，一开始中国商务部是邀请中国律师参与第三方案件，后来逐渐过渡到当事方案件，一开始中国律师只是做配角。通常商务部会请一个中国律所和一个外国律所组成团队，并由外国律师主导整个过程，负责辩论思路的拟定、辩词的起草和出庭辩论，中国律师通常只起辅助作用，负责收集整理证据、审核辩词之类的辅助性工作。“整套规则都是人家设计的，我们只能从学生做起。”不过，虽然只是配角，但中国律师也由此获得了练手的机会。

　　彭俊认为，中国商务部介入WTO案件的方式和态度，普惠了整个中国本土做WTO案件的律师。“也正是受益于此，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若干年后，中国律师的专业能力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才开始尝试着主导或者独立承办个别难度相对较小、风险相对较低的案件，并渐渐地由边缘开始走向舞台的中央。”

　　中国律师一直都在成长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面对的国际贸易争端和摩擦也日渐加剧。这一方面对中国律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律师提供了大量实践的机会，促成了这支队伍的加速成长。

　　彭俊表示，中国律师这些年朝着深度、高度、宽度三个维度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和服务边界，整体实力、话语权都有明显提升。

　　首先，往“深度”走。以贸易救济业务为例，中国律师最初只能做一些相对辅助性工作，后来逐步开始自己计算倾销幅度、收集替代国价格、起草书面材料，甚至直接出庭抗辩，负责的工作专业性越来越强。

　　其次，拓展执业“宽度”。比如，扩大执业“国别”，除了美国、欧盟等主流市场，彭俊的团队还陆续将业务拓展到了东南亚、印度、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市场。

　　第三，追求事业“高度”。就是将业务不断向跨境投资并购、跨境争议解决等方向推进。这些年，彭俊不仅作为中国政 府的律师，协助中国政 府开展对外投资协定谈判；还先后在数十个海外投资并购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中国企业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因为长期的积累和孜孜以求，如今中国的顶级律所在与外国律所合作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刚加入WTO的时候，我们从没想过自己的律师也可以在这个领域与美欧同行平起平坐。”

　　彭俊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1999年获硕士学位后，进入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工作。最初，他做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法律服务，至今已代理过数百个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项目。而入行当年即作为中方企业代理律师之一，迎战美国商务部首次针对中国企业出口浓缩苹果汁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并在四年后成功帮助企业争取到“零税率”，这一契机，又极其自然地促使其将执业范围拓展到了贸易救济。2004年，与中国商务部合作后，彭俊开始接触到WTO案件。全球投资驱热后，应市场需要，他又开辟了新的执业战场。

　　回顾自己这些年的职业生涯，彭俊说，“首先我觉得自己运气比较好，入行不久便赶上了中国‘入世'，是时代发展的大潮为我提供了舞台和诸多机会。而我们在国际贸易/WTO法律事务中能够有越来越大的作为空间，更多的不仅仅是依靠我个人的成长，而是得益于整个团队的壮大和日益成熟，一群志同道合且各有所长的人联合在一起，有序分工，密切合作，如此才有可能支撑起我们今天的局面。而就个人成长而言，我最大的感触之一是，人必须勇于突破自己，不断走出舒适区，寻求新的发展。”

　　在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彭俊表示，其底层逻辑其实是相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通常的次序是产品先“走出去”，之后资本再“走出去”，“所以，我的业务也是由国际贸易救济自然拓展到了海外投资”。这种事业方向的变化，本质上是依据客户需求和时代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调整，属于“顺势而为”。这里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遵守和掌握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秩序。

　　鼓励企业主动应战国际贸易纠纷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纠纷已成为当前外贸企业需要着力解决，并且也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彭俊说，日益增多的贸易纠纷，很容易挫伤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信心。而由于应诉费用大、旷日持久，胜诉难度大，致使不少企业因为缺乏信心，放弃了应诉。

　　“企业采取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很让人遗憾。通常我们更愿意鼓励企业主动应战，要维权，不要害怕，只要我们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各种国际规则和法律，企业并非只有被动挨打一个选项。”他说。

　　彭俊的底气，来源之一是中国律师这些年的成长。

　　当年，作为中国商务部的律师团成员之一，彭俊首次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上与来自日本和欧盟的律师同行进行庭辩，一开始心里也很忐忑，“专家听证会时，我面对的对手是曾经在国际律所和WTO工作过的欧盟委员会处理WTO法律事务的大牌律师JF，在那之前JF律师已经代表欧盟参与了90多个WTO争端案件的法律事务，经验丰富。因此，说实话，最初面对他时我心里确实缺乏底气。”

　　不过，真正上了战场后，彭俊不仅将紧张抛在了脑后，甚至开始享受起这一过程，辩论时也是毫无怯场。

　　专家听证会结束后，握手告别时，专家组主席对彭俊竖起了大拇指，肯定了他的专业表现，“当时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总算是不辱使命。”彭俊说。

　　JF律师事后也曾感慨说，“与中国在WTO上打官司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彭俊还记得，之前他承办中国和东南亚某国合作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中方企业最终选择将案子交给他们团队负责，可心里并不那么踏实。“双方见面，在向对方介绍我时，我明显能够感觉到客户底气不足。”不过，第一轮谈判结束后，外方合作伙伴对中方企业代表说，你们请了一个很好的律师，中方企业代表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彭俊的亲身经历说明，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律师的专业能力已显著提升，中国律师是有价值的，能够做得很好。

　　从胜诉的案例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

　　2016年4月26日，美国钢铁公司指控部分中国钢铁企业生产、销售的部分产品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337调查，禁止被诉产品对美销售。

　　“这一次的调查对象包括宝钢、首钢、鞍钢等40家钢铁企业，中国所有大型骨干钢铁企业都在其中，这在中国遭遇的美国337调查案件中是前所未有的。最终的结果，不仅关乎企业的利益，一旦败诉，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有关国家和地区政 府以贸易转移为由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进一步的贸易限制措施，以此遏制和打击中国钢铁产业。”彭俊说。

　　随后，中国商务部迅速通知中国钢铁协会和涉案企业，鼓励企业拿起法律武器，积极开展应对工作。

　　彭俊的团队受多家中国钢铁企业委托，参与到这一案件中。

　　该案一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2018年3月19日，经过20个月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钢铁行业和钢铁企业终于在337调查中取得了反垄断、盗窃商业秘密、虚构原产地三个诉点的全部胜诉。

　　彭俊鼓励企业主动应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危机爆发时，机遇可能会出现在硬币的另一面。

　　2001年，美国对浙江一家球轴承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时这家企业的股东如临大敌，纷纷转股退出，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企业前景堪忧。然而，经过努力，彭俊最终帮助这家企业成功实现了行业中唯一获得零税率的结果。后来，该公司的业务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实现了大幅增长，令一众之前退出的股东后悔不迭。

　　“一旦企业认识到，危机背后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应战，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是一种战略思维了。”彭俊说，这类调查针对的往往不是某一家企业，只要在应对的过程中自己表现得比同行业其他企业更加出色，那么，即便是最终没有拿到零税率，也可能因为在竞争中展现出了比较优势，后期拿到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实现逆势增长。

　　这种思维也对律师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使得我们在为企业服务时，不能再仅仅着眼于对贸易救济做技术细节的分析，而要同时从整体的行业分析切入，思考如何才能帮助企业实现维持和扩大出口等战略层面的目标。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商业角度考虑如何帮助客户达到目标。”彭俊说。

　　“更进一步往前走的话，对于那些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而言，就不仅仅是由被动挨打转向积极应对了，而是要更多地从全球布局的角度去思考。比如，是不是到其他国家开设新厂，对原来的竞争者、全球供应商进行整合，避开美欧贸易救济的大棒，通过主动开展全球布局，以使自己走得更远。”彭俊表示，能够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越来越尊重规则，更懂得了运用规则来为自己服务，他由此获得的喜悦和成就感远远超过了自己代理的单个案件取得胜诉，“在这类案件中，我们律师只是一个战略‘幕僚'的身份，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企业家本身，借助律师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他们全球布局、实现更大战略目标中的一个环节，我觉得这种转变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虽然，当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和全球布局能力的企业只是少数，但彭俊相信，这类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多。

　　他也希望，一旦面临国际贸易纠纷，企业可以更理性、更积极地去应对，并相信中国的律师团队。

　　用国际规则和法理逻辑“讲好中国故事”

　　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时间越长，彭俊越深刻感受到了要赢得“官司”，获取“法官”和更多人的支持，就必须在遵循国际规则和法理逻辑的基础上，用国际视野和创新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首先，最大可能地客观描述一个正面故事，更能赢得裁判的信任。”他说。

　　承办“日本和欧盟诉中国钢管反倾销措施案”时，彭俊与自己律所同事符欣、指导老师R律师组成了中方“辩护团”，从一开始他们便达成了一个共识：出庭不是去吵架，而是去讲一个中国好故事。“事先我们就明确了一点，即我们庭辩的真正目标是说服法官，而不是说服对手，而相对来讲，更容易赢得法官信任的方式，是客观描述一个正面的故事。”

　　在那个案件中，欧盟采取的主要策略是通过书面陈述描绘一个恶意的中国调查机关。彭俊回忆，“我们希望给专家组的法官留下一个客观讲述者的形象，首先，我们承认了当初裁决时所依据的数据并不完美，但我们同时主张，中国的调查机关面对不完美数据，并没有简单地决定接受或拒绝，而是尽到了勤谨的条约义务，给予了应诉企业解释和说明的机会，这种做法本身是合理合法的。相反，面对调查时，应诉企业并没有尽到责任，就相关问题给予明确的回复，这种态度与裁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这一辩护策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庭辩现场，甚至在作为欧盟战友的日本代表团中也有一些成员在频频点头。

　　“其次，讲好中国故事，还必须在国际视野下，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共同利益群体，找到大家共同关心的利益诉求点。”彭俊说。

　　多年来，中国在WTO的案件面对的现实情况都并非是“得道多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占理，可站出来支持中国的“第三方”成员方并不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过多的强调了中国自己的国情，而对其他成员方来讲，他们担心支持中国特色，有可能会给整个WTO规则体系带来系统性的冲击。”

　　不过，在美国诉中国农业补贴案中，彭俊找到了得道多助的感觉。

　　2016年9月13日，美国就中国对小麦、大米、玉米等农产品采取的相关国内支持政策向WTO提交磋商请求。美国主张，中国政 府对三种涉案农产品提供的国内支持水平超过了中国入世时承诺的水平。

　　这个案件的焦点之一是参考价格的“基期”。彭俊说，美国主张以WTO农业协定中规定的“1986-1988年”为基期，中国主张以中国入世文件中规定的“1996-1998年”为基期。“如果参考价格按照美国主张的1986-1988年为基期，意味着计算出来后中国的补贴额会更高，因为那时农产品的价格更低。”

　　由于在WTO成立之后还有不少国家如中国一样是新加入WTO的，适用哪个“基期”的参考价格，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同样密切相关。所以，这些国家不仅关注着事情的发展，而且积极发出了支持中国的声音。最终，WTO专家组支持了中国的主张。

　　“实践证明，遵循统一的国际规则，寻找共同关心的利益点，更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彭俊说。

　　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培养是个战略问题

　　当今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互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凸显。2017年初，司法部等几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对涉外法律服务作出全面部署，加快了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培养。

　　“希望在更好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的同时，中国律师将来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彭俊说。

　　他表示，中国法律人自己要努力是毫无疑问的，但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更应该由国家将其上升到一个战略高度来看待。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自此以后不再聘用外国律师，很多时候，外国律师的优势会是长期客观存在的。只是我们必须打造一支中国自己的专业律师团队，否则难以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吃过不少亏。

　　“目前全球排名靠前的律所多为英美律所，而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随着近年美国的不断‘退群'，中国正逐渐扛起全球化的大旗。未来，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继英美之后真正迈向律师全球化发展的国家。”彭俊说。

　　中国律师的最大优势就是不仅了解国际规则，而且更懂中国国情。彭俊认为，中国律师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并借助业务创新，定制能够满足其发展需求的法律服务方案。而不少国外律师同行的工作程序基本是既定的，按部就班，缺乏创新热情，因此很难主动去迎合中国企业的战略思考。

　　“说实话，最初参与WTO第三方案件时，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可商务部还是愿意聘请中国律师，正是出于一种前瞻性的战略考量。我们只要把时间尺度拉长到十年、十五年后就会发现，这期间成长起来的中国律师队伍，在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正当权益、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彭俊说，反过来，中国律师也应该对得起国家的这种培养，拼尽全力使自己尽快成熟起来，回报国家的期待。毕竟，国家的支持并非施舍，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队伍尽快成长、成熟起来。

　　律师专业能力的提升，需要借助大量实践，靠一件接一件的个案训练，没有捷径。“就法律服务而言，我们应当始终铭记一点，相较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始终是一个后发者、追赶者，只有把吃苦视作一种常态，拼命积累经验，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实现‘并跑'，甚至‘领跑'。”彭俊说。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如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

　　自从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两国贸易争端一直不断。2018年，特朗普政 府不顾中方劝阻，执意发动贸易战，掀起了又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

　　彭俊说，“从我个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贸易战对律所的贸易救济业务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贸易战，一些企业家的态度也相对消极，在他们看来，官司打也得加税，不打也得加税，那又何必打呢，所以，最后放弃了争取。不过，像细分领域的一些龙头企业，它的成本优势、产业链优势依然客观存在，市场需求还是很大，所以，他们更多的不是投降了，退出市场了，而是积极调整、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变化、新的环境。”

　　“企业的产业布局、利益增长点也在变化。”彭俊表示，以海外投资为例，以前更多以并购为主；“一带一路”推进建设以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境外投资增多；近年以产能转移为导向的境外投资则显示出明显的增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后，各国境外投资政策有所收紧，不过，应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头部企业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韧性。”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轨迹。

　　疫情对彭俊他们的工作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原以为两三个月就能熬过去，没想到疫情却在全球爆发了”。不过，他们团队接到的争议解决业务出现了增长，近期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和各行业复工复产，国内的业务也在逐渐恢复。

　　业务量减少的这段时间，彭俊他们准备对以往一些项目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将相应的文件、程序加以标准化，并加强了内部培训，“2008年金融危机后，境外的投资和并购是有一个反弹的。我们得为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1999年研究生毕业进入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后，彭俊就再未离开。他曾说，“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可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

　　彭俊解释，“我喜欢这支团队。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田予律师是引领我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们团队的另一高级合伙人杨晨、现在的决策委主任，则是一位极为难得的帅才。整个律所，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合作愉快、默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因此，进入律所21年来，我从未想过离开，将来可能也不会。”

　　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深意，就是在彭俊心里，他把现在的工作视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做涉外法律服务，在国际舞台上，代表的往往是中国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常常有一种使命感。而能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做点事情，我真的感觉是件很有成就感、很幸福的事儿。”彭俊说。

　　他还透露了一个引人思考的细节。在国际贸易/WTO案件中与对方律师辩论，他曾因爱国心的驱使，辩论时有些“自乱阵脚”，“我总觉得自己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因此无论他说什么，我总想着要把它驳回去。十几分钟之后我才回过神来，我已经完全陷入了对方律师的逻辑。于是，我赶紧静下心来，主动向专家组建议将辩论内容、核心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回到了自己的逻辑中来。这让我事后意识到，一位成熟的律师，必须做好这种爱国心、使命感和自己专业表现之间的平衡。”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这是田予常对自己律所同事说的话，彭俊对这句话印象深刻，也很认同。

　　时间新故相推一往无前，奋斗接续发力永不止步。在业内，彭俊是出了名的勤奋，20年如一日，他始终保持了工作上的高强度和快节奏，这既是一种自我要求，更因其一直怀有的那颗专业报国之心。历21年风雨，彭俊的这份初心，正应了最近网络上那句流行语，“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